公元九十年，三国鼎立之际，公孙渊自恢复并牢固河北饲马重镇狄道。他是袁绍势力中一位杰出的将领，因其在平河北和对抗曹操的战略中崇明至亮，并因野心勃勃而著名。他的野心不仅仅局限于领导他的势力，而是一段通往燕王之位之路的序幕。
文 | 江隐龙
三国时期之所以被后人命名为“三国”，乃是源于当时并存的曹魏、蜀汉、孙吴三大政权。不过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三国历史都不仅仅是三个政治实体之间的对抗——在曹魏的东北方，还屹立着一个强大的军事割据政权，那就是公孙氏所统治的辽东。
这一政权因其地理方位和统治者身份而被称为辽东公孙氏政权，事实上以其自封的国号而论，称辽东公孙氏政权为“燕国”亦无不可。当然，这个“燕国”君主虽然曾至百官有司并改元为“绍汉”，但并未像魏蜀吴三国的君主一样践位称帝，所以若将燕国视为一国的话，那“三国”就应该被称为“三朝一国”了。
虽然在国体上比魏蜀吴“低”了一等，但辽东公孙氏政权并不简单。自初平元年（190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始至景初二年（238年）司马懿平辽东，辽东公孙氏政权前后历四任君主共存续四十九年，比起蜀汉四十三年国祚还要长了六年。蜀汉经诸葛亮理政之后兵力也不过十万二千，而辽东公孙氏政权以半部幽州，在全盛时坐拥近十万兵力，与蜀汉几乎不相上下。从辽东公孙氏政权来综合实力来看，“燕国”尚达不到与魏吴蜀“四足鼎立”的程度，但它的存在，却的确是三国历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风景；而这道风景的极致，则体现在公孙渊与曹魏、孙吴两国来往的“国书”之中。
三国中的四方势力
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
辽东公孙氏政权的“开国”君主，是公孙度。在《三国演义》中，称雄幽州、武艺超群的“白马将军”公孙瓒似乎更为出名，但在历史上，却是公孙度及其后裔留下的印迹更深。
两位公孙将军都出身于辽东，但彼此间并无宗亲关系：公孙瓒是辽西郡令支县人，破刘虞后占领幽州西部，成为中原诸侯之一；而公孙度是辽东郡襄平县人，后于幽州东部分疆裂土，将其统治范围“升格”为平州，自称平州牧。幽州本已相对偏远，公孙度自设的平州又位于幽州边陲，是故其统治时间虽长，却一直不为中原诸侯所在意。
东汉末年，能成为一方诸侯的大多为门阀贵族，相比之下公孙度的出身就显得单薄很多。公孙度最初只是玄菟郡的一任郡吏，后因为同郡徐荣的举荐才得以担任辽东太守——这个徐荣也非等闲之辈，在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为董卓效力，曾有着大败曹操、孙坚的骄人战绩。显然，徐荣非但精通兵法，同样也有识人之明，公孙度任辽东太守后，厉行严刑峻法，打击豪强势力，趁中原混乱之时很快便在辽东站稳了脚跟。
公孙度游戏概念图
三国时期的魏吴蜀看似呈三足鼎立之势，其实蜀汉西南大部为南中蛮族，孙吴中部有山越，真正称得上中原王化之地的区域几乎尽数在曹魏治下。公孙度居于相对偏远的辽东，其领土自然也与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犬牙交错。东汉末年，朝鲜半岛上的“汉四郡”大多已被东北少数民族所占据，公孙度任太守后以雷厉风行之势攻掠高句丽、乌丸、夫余等国，恢复一定范围的汉朝故土，迅速成为了东北亚的霸主。
从战斗力来看，高句丽一直是东北亚的一支劲旅，在与中原的战事中屡屡挫败朝廷大军，公孙度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称雄东北亚，其军事统帅才能可见一斑。初平元年（190年），“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的公孙度自认为在辽东已经没有人能与之抗衡，遂“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追封父亲公孙延为建义侯。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墠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
“汉二祖”指的是西汉高祖刘邦和东世祖刘秀，公孙度虽然自立，但依的还是汉朝官制，尊的还是汉朝的正朔，所以为两汉的两位开国君主立庙。这是一着相对文件的政治选择：一方面，公孙度可以借此证明自己并无叛汉之心；另一方面，一旦天下有变，公孙度也可以以汉室忠臣的身份收揽人心。
东汉光武帝刘秀像
早在中原初显乱象的时候，公孙度表达“汉祚将绝”，并鼓励部下“当与诸卿图王耳”；而在公孙度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之后，其仪仗更近于天子王公之间。鸾路即鸾辂，九旒指九旒冕，指天子王侯所乘之车和所戴之冠；旄头为天子仪仗中担任先驱的骑兵，羽骑更是天子御林军。孙度虽然只是自立为侯，但其仪仗排场已经能与汉帝相媲美，这表明“立汉二祖庙”一事只是虚假的标榜。
事实上，此时的公孙度在辽东已与天子无异。这一年比袁术称帝还早七年，曹操、刘备、孙权等人的政治图景更没有展开。当中原诸侯还在为董卓乱政而眼红时，公孙度便已说出了“汉祚将绝，当与诸卿图王耳”这样的豪言壮语，其野心不言而喻。
赤壁之战后，鲁肃在与孙权谈论天下大势时说了相似的一句话：“汉室不可复兴。”而此时距公孙度自立，已经整整过去了十八年，由此也能看出公孙度的战略眼光。公孙度死后，其子公孙康、公孙恭分别继位，辽东经过公孙氏的三代经营，以超然于中原之势自成一体，形成了一股稳定而强大的军事力量。
《三国》中的鲁肃与孙权
我王辽东，何永宁也
公孙度称雄辽东时，曹操曾以汉帝名义封其为永宁乡侯，深信“汉祚将绝”的公孙度曾放言“我王辽东，何永宁也”，言下之意公孙度宁可选择自立的“王位”，也不要汉帝所封的侯位。虽然乱世之中当以实力说话，但公孙度的选择依然需要勇气：公孙度不过是一郡吏出身，这在极其看重门第的时代，是成就霸业的巨大短板。当时的曹操代表朝廷封公孙度为乡侯，这是提高自己门第出身的重要契机，而公孙度就敢断然拒绝，这背后既有不愿从属于曹操的政治考量，也有对自身实力的自信。
更为巧妙的是，公孙度之子公孙康即辽东侯后，将永宁乡侯这个爵位封给了他的弟弟——也就是辽东公孙氏政权的第三代君主公孙恭。这一转封其实正是“我王辽东，何永宁也”的升级：曹操能封公孙度为侯是因其背后矗立着汉帝和朝廷，而此时公孙康封其弟为侯，背后的自立之心已不言自明。只是公孙恭渐渐“病阴消为阉人，劣弱不能治国”，于是在公孙康之子公孙渊的胁迫下让位，辽东由此步入公孙渊时代。
公孙渊政变成功之时，东汉已经灭亡。这一年是曹魏太和二年（228年），但这并不是九州大地上唯一的年号——同样并行的还有蜀汉建兴六年、孙吴黄武七年。曹魏与蜀汉的君主均已称帝，此时分别是两国的第二任君主魏明帝曹叡和蜀汉怀帝刘禅，孙吴君主孙权则在相机而行，天下早已不是公孙度时期的那个天下了。
公孙渊游戏概念图
僭位之后，公孙渊立刻上报曹魏朝廷。天下虽未统一，但仅有曹魏与辽东相邻，且曹魏的开国君主曹丕的皇位，是通过汉朝末代皇帝汉献帝刘协的禅让所得，这使得作为辽东侯的公孙渊面对曹魏朝廷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是向曹魏称臣，还是进一步自立？根基未固的公孙渊自然选择了前者。
而曹叡也力克众议，承认了公孙渊僭位这一既成事实，拜公孙渊为扬烈将军、辽东太守加以拉拢，这使得公孙渊能够消解外患，专心清理公孙恭的残余势力。
以公孙渊的视野放眼天下，除去辽东之外的江山已经三分，且依然处于多事之秋。就在这一年，诸葛亮发动第一次兵出祁山，拉开了蜀汉北伐战争的序幕，后《出师表》也正写于这一年；魏吴边境则爆发了石亭之战，孙吴大将周鲂断发诈降，最终大败曹休大军。三足鼎立的战略态势还刚刚稳定下来，便再次步入了动荡的洪流。
曹叡游戏概念图
除了战事上的再次活跃，魏吴蜀三国的政治局势也暗流涌动。曹魏文帝曹丕刚刚逝世，政权尚在过渡阶段，没有完全平稳；蜀汉刚刚平定南中，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也在努力平衡着朝廷益州、荆州两派大臣的冲突；而孙吴则处于更为微妙的时期——曹丕于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受汉献帝禅位称帝，刘备于次年以汉献帝已遇害、四海无主为名于成都称帝、继承汉统，三分天下中唯有孙权依然只是吴王，其地位无法与魏蜀两国的君主相提并论。事实上，孙吴的国力还要强于蜀汉，魏蜀两国君主已然都称帝，孙权纵然自己没有野心，其臣僚也要劝进了。
孙权之所以迟迟未称帝，原因之一是名分不足。曹丕有汉献帝禅位，刘备为汉室后裔，此二人称帝皆可谓水到渠成，而孙权在荆州争夺战之后为防蜀汉复仇而只得暂降于曹丕受封吴王，称帝实在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理由；原因之二是是曹魏的实力大于蜀汉、孙吴两方的总和，孙权需要在军事上联蜀抗魏以求生存，此时若贸然称帝，很可能对吴蜀联盟的破裂。
吴蜀联盟破裂意味着三国终结
但在228年，情势变得不一样了。诸葛亮的北伐意味着蜀汉已经接受了失去荆州这个事实，转而专心对付曹魏；而石亭大战中陆逊大败曹休又使得孙权有了与曹魏翻脸的底气与雄心。于是在蜀魏两国势力的此消彼长下，孙权终于在黄武八年（229年）改元称帝，从此魏吴蜀三国鼎立终于名正言顺。
但是，孙权称帝毕竟在法统上还是输给了曹丕与刘备一筹。曹魏占有中原，蜀汉占有血统，那孙吴除了扬荆交三州的统治权还有什么能与两个对手相比呢？就在孙权纠结之时，遥远的辽东送来了一份大礼：太和七年（233年），公孙渊称臣了！
孙权
臣不负魏，而魏绝之
这一年，是公孙渊僭位的第六年。千里之外，这位辽东事实上的统治者派使者踏浪而来，向孙权进了一份言语极其谦卑的表称臣：
“臣伏惟遭天地反易，遇无妄之运；王路未夷，倾侧扰攘。自先人以来，历事汉、魏，阶缘际会，为国效节，继世享任，得守藩表，犹知符命未有攸归。每感厚恩，频辱显使，退念人臣交不越境，是以固守所执，拒违前使。虽义无二信，敢忘大恩！陛下镇抚，长存小国，前后裴校尉、葛都尉等到，奉被敕诫，圣旨弥密，重纨累素，幽明备着，所以申示之事，言提其耳。臣昼则讴吟，宵则发梦，终身诵之，志不知足。季末凶荒，乾坤否塞，兵革未戢，人民荡析。仰此天命将有眷顾，私从一隅永瞻云日。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褒功臣之后，乃令谗斗得行其志，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诳误之言，猥兴州兵，图害臣郡。臣不负魏，而魏绝之。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田饶适齐，乐毅走赵，以不得事主，故保有道之君；陈平、耿况，亦鷪时变，卒归于汉，勒名帝籍。伏惟陛下德不再出，时不世遇，是以慺慺怀慕自纳，望远视险，有如近易。诚愿神谟蚤定洪业，奋六师之势，收河、洛之地，为圣代宗。天下幸甚！”
有了辽东，魏国后方不稳
这封表即《表吴主权》，将公孙渊得不到曹魏朝廷信任而不知依附于何方的迷茫心态描绘得淋漓尽致。“臣伏惟遭天地反易”二句，意在述说自身在乱世中保持忠勇，同时明确曹魏代汉并非正朔，“符命”——也即天命未明；“每感厚恩”二句，又解释了自己先前未归顺实在是因为客观地理因素。从“陛下”一词开始，公孙渊一方面直截了当地承认了孙权的帝位，并开始为孙权的恩德功绩大唱赞歌，另一方面又开始指现曹魏忠奸不分、政治昏暗，所以不得不寻找孙权这位“有道之君”。
《表吴主权》中反复引用了田饶、乐毅、陈平、耿况四个历史上著名的降将来美化自己“人臣有去就之分”的立场。公孙渊如此引经据典、对孙权歌功颂德，自然是因为急于外联孙权。但公孙渊为什么会突然如此急迫？
从《战略》中“太和六年（232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陆道，并攻辽东”记载可以看出端倪：太和六年，曹叡曾派田豫、王雄分别率兵从海陆两方进攻辽东。这一次军事行动虽然没有取得足够的战果，但足以让公孙渊重新审视自己的战略处境，次年，公孙渊向孙权进表称臣，也便不足为奇。
三国帝王，孙权称帝最难
客观而论，公孙渊称臣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与蜀汉不同，辽东与孙吴相距冀、青、兖、徐四州，只能通过海运交流，在军事上很难呼应。然而但在政治层面，这一封表，对于孙权来说犹如久旱之逢甘霖。正如孔子所言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公孙渊的称臣给了孙权帝位以极大的理论支持，在魏蜀吴三国的正朔竞赛中，孙权终于在形式上扳回一局。
几千年后的人们透过《江表传》所载的孙吴君臣间的一段对话，很容易能感受到当时孙权的利令智昏：
“是冬，群臣以权未郊祀，奏议曰：‘顷者嘉瑞屡臻，远国慕义，天意人事，前后备集，宜脩郊祀，以承天意。’权曰：‘郊祀当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
《三国演义》中的张昭
就在公孙渊称臣的同一年，志得意满的孙权似乎已经感觉匡定中原的日子已经不远，连例行的郊祀祭天活动都不愿意进行，理由是郊祀应当在“土中”，也就是中原进行。言下之意，既然中原唾手可得，何不待平定天下之后再进行郊祀呢？
在一片反对声中，孙权执意册封公孙渊为燕王——正如同公孙康封公孙恭为永宁乡侯一样，孙权既然能封他人为王，他自己这个帝位自然也便水到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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