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代表着新兴官僚士大夫和旧有贵族官员两种不同身份。这两位国士之争，不仅仅是因为个人私怨，更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他们之间的水火不容，带来了激烈的纷争和较量。
北宋是一个奇怪的朝代。中国人说他是最弱的朝代，弱宋怂宋加身，以宋（送）钱宋（送）人为本。
西方人说他是最盛的朝代，民众生活好，市民生活丰富，就连民权都是历史最佳。
正反类比之后，北宋就成了另类。这个另类的朝代，终其一朝，有无数文人士大夫，还有武将争相出彩。
（矛盾的大宋）
由此才有个说法叫：北宋缺将，南宋缺相。
意思是，文武两拨人，出来顺序不同，北宋文臣贤相多，南宋帅才武将多。
此论市场巨大，却不敢苟同，北宋名将也不少，四大将门钟、杨、姚、折都算得上名将辈出，还有战神狄青，更是文武双全，如很能算缺将咧？
辩解完武将，在看看文臣。北宋的文臣因为优渥士人，重文抑武的立国方针，工资高待遇好，犯错了还不加罪，日子安逸无比。
（宋朝文官天下）
也因此，有名的相国在中前期一波波出现，后期也有不少。要说其中最知名的。
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两冤家，无疑排的上号！
一个以《资治通鉴》留名后世，一个以变法改革广受赞誉。
这两人都算的上德行高尚，谦谦君子，社稷之才，可他们却水火不容，两人见面掐的你死我活，分外妖娆。为何会如此，不得不让人深思啊，为何司马光要极力反对，对于北宋有好处的变法咧？
（争锋相对的两人）
其实原因吗也很简单，不过三条。首先：王安石和司马光出生还有性格不同，造成了他们仕途的不同路径，最后引发他们分歧巨大。
司马光属于生而知之的天才少年，还没认多少字，就读文讲典的存在，小小年纪就高中科举，仕途也是一帆风顺那种。而且为官的路径也非常的清晰。十九岁高中甲科进士开始，司马光的仕宦生涯一直绕着两条线在转圈圈。
第一条是文学教育线：什么大理评事、国子直讲、馆阁校勘、郓州典学。都算得上教育和文学系统职位。
第二条是言官谏官线：什么判官、同知谏院，直到最后龙图阁直学士谏官之首。
唯一的地方官经历还是五十三岁任职长安京兆府。
也就是说，在王安石变法前，司马光几乎任何地方治政经验都没有，算典型的言官、清流！动嘴皮子属一流，写文章属一流，提意见更是本职，但要他们去办事，实事求是的说，司马光算不得干吏，也做不了行政工作。
（他不算政治家）
哪时候的司马光，除了写文骂人，可取之处并不多。而王安石是什么人？属于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深知国家问题根本的干吏，仅看从政经验，治理地方的经验，两个人完全没有可比性。因此这两个人碰到一起，就注定会出问题。
写文章牛逼，讲道理厉害，谏言直接的司马光，就会有一个缺点，自视甚高，觉得自己都是对的，然后对王安石各种建议，各种指责。如果王安石脾气好，还好点，如果脾气不好，这两人当然水火不容啊。
王安石会想，你一个耍嘴皮子的，如何知道怎么变法，两个人互相看不起，互相看不上，互相抬杠，最后互为敌人也就成了必然。
而王安石恰恰又是一个臭脾气，外号“拗相公”的王安石，性格的强硬和倔强显而易见，两人相撞当然火星对地球。
（谁也说服不了谁）
其次：王安石和司马光对于如何才是为民好有理解分歧。哪个时候的宋朝，任何一个士子官员都知道国家有问题。
问题的根源有三个，经济问题、吏治问题、军事问题。
经济上：看上去繁荣的宋朝，却贫富差距悬殊
吏治上：官员数目吃垮财政不说，官员也人浮于事，效率底下。
军事上：军队数目过多，而战斗力却非常底下。
如此，三层危机层层递进之后，宋朝顿时变得积重难返起来。
（虚假的繁荣）
积重难返之后，怎么办？王安石认为，根源在于经济问题，既然社会已经混乱无序，那么由国家公权力插手经济重建规则，就是最简单解决问题的办法。
意思是，国家用无形的手，掌握调控方向，通过行政力，缓和阶级矛盾和贫富差距。
《青苗法》就是这样的善法，《青苗法》出台前老百姓如果没钱就要像富人借贷，最后受压榨。有《青苗法》后，国家可以借钱，而且利息底，对老百姓当然有好处啊。
《均输法》也是如此，针对商人囤积居奇，由国家建立物流和国营公司，平衡物价。
实事求是的说，王安石变法的举措，无一列外都是为了老百姓好。以这样的政策为出发点，为何司马光这个君子要反对？
（初衷都是好的）
原因就在于，司马光对改革的举措和王安石不同。这理解的不同，又和他们对于事务的不同理解有关，司马光算政治家也算文人，无论帝王术说到多666，他的治政经验都不足，而王安石则属于干吏，讲究实事求是。
一个喊口号，一个提措施。
这就又是个矛盾，在司马光看来，朝廷变法即便是好心，但干涉过多也会坏事，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的越少对民众越好，典型的黄老思维。司马光还认为，王安石变法实质不过是变相的盘剥老百姓而已，是将私人盘剥权，通过立法合理的转到国家。
两个人就这样杠上了，一个说我要加强政府举措，施行宏观调控，一个说你这是胡闹，以宏观调控为名变相剥削。
（调控都有两面性）
那么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吗？其实都有道理又都有问题。
王安石道理在于初衷好，可惜地方吧经念歪了，最后好事成坏事，好法成恶法，这是王安石想不到，也控制不了的，他一个人不能和成型的官僚集团对抗。
司马光的道理在于，强调德行和教化，强调无为确实是与民休息，但却太过消极保守，最后不过慢性死亡而已。
两人观点之争，谈不上对错，只能说都有道理，也都有缺陷。
最后：则是他们出生地域引发的派系分歧。党争是北宋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党争的主角，很多时候，其实就是南北之争。
早在北宋开国的时候，因为是以北统南，初建的北宋政权，北方人是主角。北宋的统一之路也是一路南下灭南唐、后蜀、南汉才统一的天下。
这就造成了北宋前中期，北方人在朝堂占据了垄断地位，南方人话语权有限。
（赵匡胤的话语）
不仅如此，北宋开国的赵匡胤甚至说过这样的话：
赵匡胤居然将南人读书人和太监做了类比，那么赵匡胤为何如此？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第一：北方燕云地区还没有收复，北方人对于故土的怀念，有助于收复河山。
第二：北宋讨伐南方的时候，无数文人的软骨头，让赵匡胤害怕，深怕南方人在宋朝遇危险时候都成了投降派。
第三：江南经济发达，读书氛围比北方好太多，如果不加管束官场将成南方人天下。
第四：北宋的防务还有政治中心在北方，经济中心却在南方，南方人占据了中枢，为了阶级利益经济利益，会不顾大局，进而出大问题。（比如明朝时期）
可惜的是，赵匡胤的祖训无人遵守，蔡京、陈执中这样的庸相奸臣都是南方人，安居江南不思进取的也是南方人。
（最后北方还是丢了）
王安石和司马光这两人，就南北有别，这就让他们必定会有党争。主张改革的王安石是江西人算南方的，他的改革举措难免让司马光联想到阶级利益。
王安石是南方改革派，那么陕西的司马光当然要做守旧派啊。
而这一切，从他们各自的坚定伙伴也能明显的看出来！
改革派：章淳、蔡京、吕惠卿这三福建人，两个是后来的奸臣，曾布则是江西人。
守旧派：韩琦、程颢、程颐这三都河南人，再加上司马光这陕西人。
变法和改革，守旧和创新，溯源来看，还是经济问题，阶级问题，地域问题，甚至利益问题。所以说啊，每个改革者都是孤独的。
（党争亡国之兆）
因为他们要面对的敌人，从不是正面的，而是背后的。
实事求是的说，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无一不是好的，可是在地方，官员也有南北之分，一个个都在致力于内斗，又如何会将事情干好？
他们巴不得这劳什子的法废除，又如何会用心做事？更何况这变法有着无数漏洞可以敛财，谁又安奈的住心中的冲动？
变法之败，即是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也是绵延数千年制度的失败，怪不得某个人。
参考资料：《中国历代政治制度得失》
《大宋权力场》
《行走在宋代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