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盐铁大辩论中，有关桑弘羊是否真的输给了汉武帝的争议一直存在。一方面，人们认为桑弘羊通过改革盐铁专卖制度为汉朝带来了巨大财政收入和稳定经济发展，为汉武帝的统治做出了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汉武帝对盐铁改革的镇压和限制导致了社会不稳定和民生困苦，桑弘羊的举措最终也无法免除汉朝衰亡的命运。在这场争议中，究竟桑弘羊是否真的输给了汉武帝，依旧让人们思考和研究。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长安城里发生了一场铭记史册的思想交锋。
交锋的对象，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核心，包括御史丞、丞相史等人在内的官僚集团；另一方是来自三辅和太常的“贤良”和来自郡国的“文学”，代表汉帝国底层知识分子。
按正常的轨迹，这两群人——公卿与布衣，绝无可能会聚到一起，更不用说针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路线，从核心理念到具体政策，面对面地展开唇枪舌剑了。
因此，可以说这场论战是空前绝后的，其契机却是始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
这一年，汉武帝去世。受遗诏辅政的四位大臣中，大将军霍光对桑弘羊所主导的各项经济政策早有看法，他曾向桑弘羊提出，对一些政策措施进行调整，但遭到桑弘羊的反对。于是权臣霍光遂施展手段，决定在庙堂之上，让底层知识分子（亦即“贤良”与“文学”）来抨击桑弘羊，从而为废除他的经济路线制造舆论基础。
很快，十三岁的汉昭帝下诏让丞相田千秋负责召集一个会议，《汉书·昭帝纪》记载：“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意思就是，召集民间的饱学之士，让他们说说对新帝继位后的建议，讨论一下民间疾苦，以及要不要停止盐、铁、酒的官营。
于是，六十余名“贤良”“文学”，终于有机会站到大汉帝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面前，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在激辩中，桑弘羊可以说是“舌战群儒”。尽管他非常熟悉经济工作，又长于辩论，但最终的舆论认为他已落下风。
当然，这个所谓的“舆论认为”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这场辩论结束后，霍光就开始废止桑弘羊所主导的部分经济政策，而桑弘羊第二年便因卷进燕王刘旦的谋反事件而被灭族，自古“成者王侯败者寇”，桑弘羊晚节不保，自然必须在那场“思想辩论”中落败。
另一方面，辩论结束的十年后，汉宣帝时的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会议资料及曾参加此次会议的同乡好友朱子伯的记述，经过加工概括，整理出有六十篇、洋洋数万言的《盐铁论》，成为后世人了解这场会议的最重要的著作。
在《盐铁论》中，最终胜利的是“贤良”“文学”，失败的自然是桑弘羊。但《盐铁论》行文有着明显的价值倾向，作者桓宽作为儒家的信奉者，明显是支持“群儒”这一边的。因此在《盐铁论》中，往往只有争论的结果，对于过程却是一笔带过。
这样的话，《盐铁论》的客观性、真实性以及完整性就很成问题了，特别是将其作为“盐铁会议”的纪实性文献显得并不那么可靠。
真实的“盐铁会议”现场情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桑弘羊真的是面对众人百口莫辩吗？而那场被载入史册的大辩论导致西汉此后的诸多政策变更，桑弘羊真的输了吗？
汉武帝背后的数学天才少年
桑弘羊可以说是汉武帝时期最重要的理财专家和经济政策制定者。奇怪的是，《史记》和《汉书》都没有为他专门立传。司马迁不专门写他还好理解，毕竟除了《孝武本纪》，绝大多数单独立传的属于“盖棺定论”，而桑弘羊因为在世，所以有关他的内容多出现在《史记·平准书》中。而班固的《汉书》就说不过去了。以汉武帝临终托孤的四位顾命大臣为例，霍光和金日磾都单独列传，而上官桀在《汉书·外戚传》中也有介绍，唯独桑弘羊被彻底“隐身”。但是班固却在《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又给予其“运筹则桑弘羊”的评价，证明班固知道桑弘羊对于汉武帝一朝是有巨大作用的。不给桑弘羊列传，一方面是因为桑弘羊的最后结局是谋反被灭族；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班固的私心，桑弘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来增加经济类收入，因此很容易被正统儒家出身的班固视为异端另类，不愿意为他著书立传。
桑弘羊的生年因为没有确切的记录，学界对此争论颇多。但《汉纪·孝武皇帝纪》记载：“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能心计，年十三，为侍中。”《汉书·食货志》也有类似记载。也就是说，桑弘羊出身于洛阳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他精通算学，能凭借心算进行复杂运算，十三岁就当上了汉武帝的侍中。
当然，“以心计”和成为侍中这两者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西汉的侍中最早只是一种加官，在原有官位上加官为侍中。因为当了侍中，可以出入禁中接近皇帝，所以后来侍中慢慢成为仕途发达的一个捷径。因此，成为侍中的，要么是贵胄子弟，要么是绝对的名士。而十三岁的桑弘羊，两者皆不是，所以他的侍中，多半是豪富之家花钱买的，也就是“入粟补官”。只是在成为侍中后，汉武帝很快就发现这个小“秘书”不一般，脑子确实管用。
算账就不用说了，大小财政开支用度，桑弘羊转转脑子就算得清清楚楚，他的记忆力太好，凡是跟数字有关的事物，说一遍就过耳不忘。作为汉武帝的“秘书”，桑弘羊能清楚地推断出国家每天各项活动的开支，甚至指出哪些开支可以避免，哪些开支不可避免。比如，闽越国侵扰东瓯国，在汉武帝发兵后，远在千里之外的长安城，桑弘羊就能推算出前线军队每天的财物用度，以及最终的财政预算，事后与实际支出核对，竟然相差无几。要知道，此时桑弘羊才十五岁，绝对是数学天才。
桑弘羊不仅能算，还能说，特别是在说到财政问题时，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滔滔不绝几天几夜都没完。元朔三年（前126），汉武帝要在河套筑朔方城，丞相公孙弘以花费巨大为由坚决反对，汉武帝便让桑弘羊等人去和老丞相辩论，桑弘羊一顿旁征博引，一笔笔给公孙弘算账，最终把公孙弘说得哑口无言，转变为修筑朔方城的坚定支持者。
桑弘羊从十三岁入宫，一直到三十七岁出任大农丞，整整当了二十四年的侍中。可以说，他是朝堂中最了解汉武帝心思和抱负的人，没有之一。在此期间，汉武帝推行了很多政策，桑弘羊虽没有直接出面推行，却是最重要的出谋划策之人。
一直躲在汉武帝背后出主意的人，终于因为“盐铁官营”而走上前台。
经济改革中，最有力的敛财者
汉武帝的经济改革，起始于元狩三年（前120）。改革的直接目的就是筹钱。多年大规模对匈奴用兵后，文景之治为国家所积累的府库余财几乎用尽，中央财政十分困难。而一年之后（前119）就发生了那场给匈奴致命打击的漠北之战。所以，当时的筹款看起来属于救急，为了军费自然先拿利益最丰厚的部门开刀：盐铁。因此，这场改革就有了一个名字：盐铁官营。
实际上，这项经济改革是有深层次动因的。在当时，盐铁是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暴利行业。冶铁行业自不必说，不仅民用还有军用需求。食盐更是一本万利的高利润行业，煮盐的成本极低，食盐又是老百姓必需的日用品，属于完全的卖方市场，甚至每年都可更改食盐的“定价”，而这完全是那些豪强商贾说了算。因此，巨额利润被商人们占为己有，朝廷反而缺钱，遇到哪里发生叛乱，朝廷甚至要向商人们借钱打仗。《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这个案例就很有反讽意味，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官员跟长安商人借钱充当军费居然借不到。
唯我独尊的汉武帝，自然无法容忍这种难堪的情况，他决定先向利益巨大的盐铁业开刀。但决心好下，怎么开刀却是难题。盐铁业关系国计民生，又牵扯一个个利益集团，必须找几个“懂行”的才能打开缺口。
在这一年，负责财政的大农令郑当时，向汉武帝推荐了山东的大盐商东郭咸阳和河南南阳的大冶铁商孔仅，汉武帝随即任命这两个“懂行”的人为大农丞（大农令的主要助手），利用他们多年经商的经验，负责盐铁收归官营。桑弘羊此时三十四岁，汉武帝让他帮助东郭咸阳和孔仅研究制定“盐铁官营”的规划。
显然，在这个“三人改革小组”中，桑弘羊只是个“理论派”，汉武帝批准了三人制订的计划后，东郭咸阳和孔仅就到全国产盐铁的各地区设立盐铁官营机构，并任命原来经营盐铁生产的商人为各地官营盐铁的主管官员。
三年后，孔仅升任大农令，而当了二十四年侍中的桑弘羊，也终于被任命为大农丞，“理论派”得到了实践的机会。原来，汉武帝这次提拔桑弘羊，是因为“盐铁官营”进入了“深水区”。东郭咸阳和孔仅当初在各地设立盐铁官时，多选用商人担任，这些人本来就有各种利益关系牵扯，因此往往执行得不彻底，还产生了一系列诸如质量低劣、价格太高等问题。
桑弘羊上任后，立即选派得力部属数十人，分头到各个郡国，整顿和新增了一批盐铁官。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全国二十七郡有盐官共三十六处，而铁官在四十郡中有四十八处，其分布远至东北辽宁的盖县，西南云南的安宁，西北达河套西北，东南一直到广州。其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
桑弘羊当上大农丞后，又重申了“告缗令”。说起来，“算缗”和“告缗”的政策早在几年前就颁布了。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一直没得到认真执行，直到桑弘羊上任，这些政策才在全国雷厉风行推行开来。
所谓“算缗”，主要是针对工商业者，要求他们将财产上报，然后政府通过核算其财产，向其征收个人所得税。而收税的主要对象，就是自文景之治以来西汉王朝的“新富阶层”——商人阶层。要求主动上报，指望这些富豪不偷税漏税是不可能的，于是就有了附加政策——“告缗”，就是鼓励检举揭发，凡是隐瞒财产的，只要有人检举揭发，一经查实，犯法者要被没收财产，处以重罪，告密者可以得到被告发者一半的财产。
桑弘羊重申了“告缗令”后，一时间全国上下告状成风，政府派出的官吏到各地处理“告缗”的事，基本态度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有人告你，就说明你肯定有问题，有问题就要拿钱，不拿钱，把你榨干了也要搞到钱。结果许多富可敌国的商人，就这样被“榨干”了，但国库却日渐充实起来。
在桑弘羊主持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中，最成功的无疑是“整顿货币”。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采纳了桑弘羊的意见，取消了郡国铸钱的权力，各郡国把所铸的旧钱销毁，把铜送到中央，废除过去铸的所有钱币，五铢钱成为全国唯一通行的货币。这次币制改革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铸币权完全收归国家，稳定了市场和流通。汉朝的五铢钱甚至一直流通到了七百余年后的隋朝，可见改革成效的稳定。
事实上，桑弘羊在执掌财政大权后，始终坚持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方针，所推行的重要改革举措还有移民垦耕、均输平准、酒类专卖等，每项措施都产生了重大反响。通过这些改革，汉朝中央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一步步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加。一些诸侯豪强和富商大贾逐渐失去了经济控制权，“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盐铁论校注》），这对于抑制兼并、缓和贫富差距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削弱了地方势力，符合汉武帝中央集权的整体思路。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敛财聚财，成功达到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边费”的目的。
年逾古稀却遭“灭族”之祸
可以说，桑弘羊举一人之力，撑起了汉武帝的勃勃野心。
说桑弘羊是汉武帝成就霸业背后的那个男人，一点儿也不为过。他十三岁成为侍中，在汉武帝身边尽心尽力辅佐超过五十年，绝对了解汉武帝的心思和境界。
汉武帝对桑弘羊也是充分信任，信任到什么地步呢？桑弘羊有个侄子，犯了重罪。按汉律，子弟犯法，父兄要连坐。所以桑弘羊由大司农被降职为搜粟都尉。但是桑弘羊被贬职后，直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整整十六年，大司农的职务一直空缺着。按律罢了他的官，但这个权也是绝无可能放给别人的，这足以看出桑弘羊在汉武帝心中的地位。
但是到了征和四年（前89），一直自认为是汉武帝肚子里蛔虫的桑弘羊却碰了一鼻子灰。他联合另外两名大臣上了一份奏疏，奏请在轮台屯田，以备与匈奴长期作战。
《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载了汉武帝处理此事的态度，他看完奏疏后颁下了著名的《轮台诏》，这道诏书也被称为“罪己诏”或者“轮台罪己诏”，意思是说，汉武帝在这道诏书中承认自己过去在政策路线上犯了错。
当然，汉武帝虽然说出“朕之不明”，算不算“罪己”学术界还有争论，但他在诏书中，明确批评了桑弘羊的建议是“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汉书·西域传》）。意思是，你出这个主意，就是扰乱天下和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
很显然，《轮台诏》代表了汉武帝最后的施政纲领，他此时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桑弘羊却没能揣摩出圣意，终于招来一顿劈头盖脸的驳斥。
汉武帝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在这位老人的晚年，发生了一系列足以摧毁他身体和意志的事情。第一，太子刘据之死，汉武帝清醒之后发现，其实是自己亲手逼死了最好的帝国接班人。第二，由于赵破奴、李广利先后败降匈奴，汉武帝多年争胜的雄心壮志被彻底消耗殆尽。第三，国内矛盾开始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
让人敬佩的是，汉武帝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居然没有糊涂，最后一刻还是认清了形势，决定改变自己的内外政策，对外暂时变攻为守，对内重新休养生息。此时，桑弘羊显然与汉武帝在思想上有了差距。汉武帝已经急速转弯，但桑弘羊没有相同的大局观，继续在老路上高歌猛进，自然要被历史的车轮抛弃和碾压。
后元二年（前87），一代雄主汉武帝走到人生的尽头。弥留之际，汉武帝立自己的幼子、年仅八岁的刘弗陵为太子。同时，他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由四人共同辅佐幼帝处理朝政。在这四人中，汉武帝对霍光最为看重，他甚至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佐成王图》送给霍光，暗示将其比为周公，可见期望之重。从资历和功劳来说，显然桑弘羊更有资格，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汉武帝其实是在物色一个能执行自己最后政策的大臣。
八岁的汉昭帝即位后，金日磾第二年就去世了，顾命大臣只剩下霍光、桑弘羊、上官桀。起初，上官桀和霍光关系不错，他们本就是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女儿为妻。上官安生有一个女儿，通过汉昭帝姐姐鄂邑公主的关系，嫁入皇宫被立为皇后。鄂邑公主有个情夫丁外人，上官桀父子为了感谢公主，就要求霍光按列侯尚公主的成例，封丁外人为列侯。但因丁外人不是公主真正的丈夫，所以霍光没有答应。
于是上官桀和霍光就结下了梁子，而桑弘羊早就因为“盐铁座谈会”等一系列事情和霍光撕破了脸，而且他也曾为子弟谋官，同样遭到霍光的拒绝。于是，三个顾命大臣渐渐形成对立的两派，桑弘羊与上官桀，再加上一心想篡位的燕王和给自己情夫求列侯而不得的鄂邑公主，形成了一个反对霍光的小集团。
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九月，长安城内又是一轮腥风血雨。
“反霍”小集团决定让鄂邑公主出面宴请霍光，想乘其不备将他杀死，然后废汉昭帝，迎立燕王旦为帝。但该计让鄂邑公主手下一个舍人发觉，走漏风声后，霍光先下手为强，强力粉碎了阴谋。燕王旦、鄂邑公主被迫自杀，上官桀和桑弘羊被灭族。年已七十四岁的桑弘羊，究竟有没有参与燕王旦的谋反，其实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他被牵连在“燕王之变”中，也是几个辅佐大臣政治经济主张出现巨大分歧的必然结果。霍光要想独揽朝政，就必须搬掉桑弘羊这块拦路石。
只是已年逾古稀，却要承受血流成河的灭族灾难，确实是一生精于计算的桑弘羊最大的悲剧，而且没了任何反转的机会，满盘皆输。
两千年帝制下，桑弘羊的理论其实没输过
有人说，霍光杀桑弘羊纯粹是因为政见不同，因为霍光要继承汉武帝《轮台诏》的思想，但桑弘羊还在坚持《轮台诏》之前那种积极进取的方针，所以霍光不除掉桑弘羊就无法与民休息。
倘若如此，四年后的元凤四年（前77），距离汉武帝过世也就十年，霍光就违背了汉武帝的遗愿，使用了桑弘羊的策略，正式任命校尉在轮台屯田。到宣帝、元帝的时候，这一策略被证明收到了较好效果。当然，你也可以说轮台屯田恰巧不适合汉武帝晚年的形势，政策要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通。那么，那场为批斗桑弘羊而举办的“盐铁会议”之后，霍光费尽心机幕后操盘，促成这次会议，到底改了多少桑弘羊制定的经济政策呢？
毫无疑问，桑弘羊所推行的经济改革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有的问题还十分严重。比如“盐铁官营”后，弱化了市场竞争，产品往往质量较差，“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百姓苦之矣”（《盐铁论校注》）。由于缺乏竞争，这些质量差的产品往往价格很高，为了完成生产和销售任务，官员们强迫百姓购买的事情经常发生。
桑弘羊着力推行的均输平准，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和运输货物，目的是抑制商人对货物的垄断，保证市场价格稳定。但在实际操作中，负责均输平准的官员常常出于私心而滥用权力和市场垄断地位，胡乱收购产品，致使物价产生波动，“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违背了贱买贵卖的基本原则，根本起不到平抑物价的作用。
看起来，桑弘羊的制度设计存在众多问题，但是在那场声势浩大的“盐铁会议”后，所谓的“议罢酒榷、盐、铁”，最终的政策调整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盐铁”政策基本不动，只是放松了关内的“铁官”经营，最重要的改变是把郡国的酒“榷”废除了，但京师禁卖私酒的政策依旧严格执行。
很显然，“盐铁会议”上那些“贤良”“文学”大声疾呼“盐铁官营”的罪恶，敢于站在朝堂之上，公开与位高权重的桑弘羊进行辩论，离不开霍光给他们撑腰。但是，在把“与民争利”这顶大帽子扣在桑弘羊头上后，摆明要支持儒生们的霍光，却又用实际行动反对了他们自己的主张。
其实这并不矛盾，霍光只不过是引导“民心可用”来批评和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而已，以此博得社会舆论和底层民众的支持。至于事后，这些儒生没有政治背景，完全不用理会，政策一如既往地执行下去，所不同的是，从前执行者是桑弘羊，现在换成了霍光而已。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盐铁会议”以及背后的政治角逐，桑弘羊确实输了，而且是一败涂地。但是作为西汉历史上著名的理财家、改革家，他所设计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理财思想，却一直执行下去，而且不光是西汉，在接下来两千年的帝制当中，桑弘羊的理论从来就没有输过。
桑弘羊的理财思想和经济政策，在帝制时代，是从维护最高统治集团自身利益出发的，并且主张抑制豪强兼并。因为，此后的两千余年，中国历史陷入了一个怪圈：历朝历代的“桑弘羊”无一例外地会战胜“儒生”——几乎每一个皇朝，都要极力垄断财政、做大中央政权。比如“盐铁会议”一千年后，王安石的变法新政实际上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桑弘羊式的国家干预政策。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感叹：“中国历代的皇帝，从来就没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间、做大中央政权。民间经济的凋敝，让中国始终无法摆脱农业国的身份。但反过来，这种人身控制，也让中央集权越发稳固。”
但是在那个时代，桑弘羊能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主张由政府经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而不必增加农民的赋税负担，还可防止豪商垄断生产经营，操纵物价，阻塞他们的“利途”，从而缩小贫富差别，以齐黎民来试图缓和阶级矛盾，是具有很强的历史进步意义的。
（摘自《细读两汉四百年》 杨基宁/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